第一次回國


回想當年在紐約的歲月,除了演藝工作外,我也積極參與一些國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,例如協助大學接待一些到訪的藝術家,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戲劇家及學者,因為他們需要懂戲劇的中英傳譯。而他們的到訪,亦無形中讓我對八十年代的新中國加深認識。

就在一九八三年,我便代表紐約新劇作家協會(New Dramatist),與一位國際知名的美國戲劇教授前往中國訪問,那是我自從十歲離開中國大陸,廿五年之後,首次回國。

那次旅程給我很大的震撼,因一九八三年的中國仍是很貧乏,物資很不足。雖然我們自費住在當時最好的北京飯店,但同行的美國教授對中方的接待仍有很多意見,因而不停地數落中國的落後,我禁不住跟他吵起來,直到現在仍記得當時很激動地對他說,若他如此侮辱中國或中國人,我便會立刻離開,到訪是為了認識他們,要用心去認識,而不是看人家如何接待你。難得那位教授有寬容的胸襟,他聽後不單明白,還跟我道歉。最後,我們得以順利完成北京、武漢及上海三地的訪問。

這次的訪問大大提高了我對當時中國戲劇環境的理解。通過初次認識的朋友,例如中國劇協的趙尋、劉厚生先生以及名導演黃佐臨先生等,令我深深體會到世界戲劇是一家。另一方面,有感當年中國跟西方的距離,自己能夠有多年在外學習和實踐的機會,是何等的寶貴。那種曾於演畢《北京人》後出現的尋根念頭,又再一次浮現。

今日再次憶起當年的回國之行,原來意義深遠,首先是紐約新劇作家協會對我的信任,才有機會代表他們出訪,而當我作為美國戲劇同仁的同時,能自覺地維護作為中國人的尊嚴為其二。最後,也是最大的領悟,就是作為一個當代華人戲劇工作者,有機會將中西戲劇作出客觀的比較和深入的研究,我相信這也是我們這一代戲劇工作者最寶貴的使命。

(本欄隔期刊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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