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傑:在世界的縫隙之間


聖誕新年之間去高雄短行。除了出席公祭余光中先生典禮,順道小休。世界太擠擁,連北海道也變成了小香港,找一處地方呼吸生息愈來愈困難。

二世古、芭堤雅、布吉,據說連南極,今年也有三千名中國遊客浩蕩出發,世界人口突破七十四億,是一場大災難。六十年代毛澤東已經誤以為「人多好辦事」,後來的西方專家對地球人口增長也盲目樂觀,認為人多會刺激經濟消費,人多會引發更大的創意。沒有想到的是:尖端高科技加人工智能,還有國際金融和跨國企業的遊戲,令少數人推向極富,而其他沒有技能的愈來愈加入低端人口的龐大陣營。

反而中國則因為缺乏文明世界的章法,社會達爾文定律,即使品格低端,社會結構低端,只要不擇手段,自行摸通門路,八十年代是靠送禮,現在則靠吹牛拍馬和行賄,反而由低端向高端的上游行為比歐洲和美國更容易,亦即「賺錢機會更多」。

一切視乎做人的原則和意義:你願意堅持什麼,捨棄什麼,正邪之間有所為,有所不為,中國人致富的速度和途徑確實比西方國家更快捷。不過有機會就有風險,沒有風險,也沒有機會。譬如加拿大一名牙科或眼科醫生,不會將診所結業,「傳奇」地成為南美哥倫比亞一名軍火運輸商,失手在羅省被捕。

從那裏冒出三千人有能力和「視野」去南極一遊?當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。解釋中國現象或研究中國問題,必不可以憑以往的一套準則,不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政治道德。

高雄彷彿被世界遺忘。周末夜間九點鐘,大街已空無一人,黃的士排成長龍。舉目都見到香港客,可能台灣是一個廉價版的日本,有如飛機頭等艙和商務位聖誕新年假期就是日本,台灣則是經濟位。我問的士司機年輕人都去了哪裏?中年伯伯說:「都在呀,不過只是每月工資少賺一些而已。有辦法的都跟着大企業去了中國或跟父母移民了。」

這樣特別的清靜,很難想像,三十年前的「亞洲四小龍」之一。那時看台灣電影,包括《家在台北》、《養鴨人家》,台灣的城市和鄉村都有各自的繁榮和豐盛。高雄聖誕前後空氣污染,一如香港,的士司機說是工廠造成?「工廠不是都搬到大陸去了嗎?」我問。「也不一定。況且近年台灣商人在中國吃虧了不少,夢想破滅,許多都搬回來了。」

台灣蔡英文上台,中國抵制台灣旅遊,喧嘩的旅行團大為降低,寧靜的享受增加。但大陸只抵制台灣,不抵制金門,由廈門可以乘五十分鐘渡輪登島,不必辦繁複的手續。因此金門變成了「小尖沙咀」和「閩南版羅素街」,只是歐洲的名牌店一時追不上節奏,還沒有登陸。

走進西子灣的中山大學校園,氣氛純樸,一株當年余先生與另一個詩人周夢蝶曾經閒坐對話的樹下,那幾張木凳子,成為像耶路撒冷的哭牆一樣,變成了傳奇。我看見樹間掛着許多心意小木牌,大學生真心喜歡這位老教授。就是這一份純樸的人情,香港的大學校園不見,或許因為什麼港大校長人選、李國章風波,令香港年輕人對大學教授視之如「建制派」。台灣則早有民主的通道,中山大學校長即使屬於綠營,成為余光中治喪委員會主任,致悼詞讚譽有加,一點也沒有政治偏見,這一點難能可貴。二〇一七是喧嘩的一年。新年有許多新願望,都知道不切實際。許多人祈求世界和平,走在高雄的大馬路,我的新年願望只盼這個世界人如果可以,盡量少生一些,清靜一些,僅此而已。

陶傑專欄在世界的縫隙之間